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经济学也因此获得了新生，逐渐走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
如今，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据我国教育权威部门审定，我国经济学的一类核心课程就有11门。而且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叉学科，甚至，不少经济学家还涉足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经济伦理学”也已经呼之欲出了。这样看来，经济学似乎拥有了“包打天下”的地位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那么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还不尽如人意，我们经济学教学体制和研究体制仍有不少僵化的东西，教材与现实脱节，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从总体上讲，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其次，对普通读者来讲，对经济学缺少基本的认识。我们常说，经济发展与人们的观念是否解放有很高的相关性，而观念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知识的贫乏。
尽管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经济学的发展与普及之间是脱节的。
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在普及现代经济学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们感到经济学家访谈这种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采访经济学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的一种挑战。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能是无病呻吟，而必须是众多读者不知道而又想知道的问题。在第一批采访中，我们选择了五位经济学家，他们是魏杰、刘伟、钟朋荣、樊纲和王则柯五位教授。
通过采访，我们搞清楚了经济学界的一些现象。比如，采访前，我们对中国经济学界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还不太了解。谈到这个问题，刘伟指出，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独立的经济哲学基础；二是要有独立的经济学范畴、概念，并运用这些范畴和概念构造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三是在此基础上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倾向。樊纲也基本上支持了这种观点。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界是否存在不同的学派也就了然了。
再比如，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有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到90年代已经形成“气候”。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学界的“少帅”现象。经济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年轻人不容易有所作为，用刘伟的话说：“经济学本来不是年轻人可以活跃的领域。”但是，在我国，经过10年“文革”，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一样，经济学人才出现了断层。“文革”结束后，我国又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因此，历史赋予他们这一代人更多的责任，而且他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于是他们被迫“早熟”了。可以说，“少帅”现象是对我国经济学界一种特殊历史现象的一种形象概括。通过采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学界确确实实活跃着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有这样一批“少帅”，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幸事！
（本文为《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的序言，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